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变动及预测

摘要:(中)摘要人口出生水平取决于生育水平、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文章利用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的初育年龄对其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并据此测算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三个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出生率,结果表明,这三个年份的出生率估计值均能够以较小的误差接近由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真实值。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解释了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持续下降以及近十年来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现象,是由30岁以下的年轻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和占總人口比重共同下降所致。考虑到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文章还模拟了高、中、低三种预测情景下2011—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的变化,指出即使在文章设定的高生育水平方案下,人口出生规模也只能在短期内实现回升。因此,为促进未来人口出生数量渐进增加,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目标仍须适当提高。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出生率;终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中图分类号:C921(中)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1-0001-12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1001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6-04-04;修订日期:2016-08-18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流动和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71361140370);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常州工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农村迁移与流动人口生育率转变研究”(YN1522)。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王亚楠,管理学博士,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钟甫宁为本文通讯作者。(英)标题The Analysis of Birth Rate Variation in China since 1990 and the Projection to the Future(英)作者姓名WANG Yanan1, ZHONG Funing2(英)作者单位(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0, China;2. China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Abstract:(英)摘要The birth rate depends on fertility level, fertility pattern and proportion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This paper forecasts the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CFR) of the women entering their childbearing age in 1980 to 2010 based on 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first birth, and calculates birth rates of the year 1990, 2000 and 2010 using CFR as a parameter. It concludes that the birth rate calculated by CFR is little biased with the one calculating by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 in each year of 1990, 2000 and 2010. As a further result the paper explains why the birth rate has dropped and been increasingly lower in China since 1990, which is caused by the drop of fertility level, fertility pattern and proportion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at the same time. Finally it simulates the newborn population in 2011 to 2050 under three cases of high, medium and low fertility level, which may be changed by the twochild policy. The projection shows that it will keep rising only in a short time even based on the high fertility level scheme. Therefore, the childbearing policy should strengthen the encourage of childbearing in order to have newborn population increased in longterm, and maybe the twochild policy should be released universally as soon as possible whether they are “the only child” or not. Keywords:(英)关键词birth rate;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total fertility rate《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1期王亚楠,等: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变动及预测正文一级标题一、引言中国劳动力资源数量上的优势是推动过去30多年经济实现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期间,决定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人口出生水平经历了明显的变动。改革开放至今,以1987年为转折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變化呈现先上升后持续下降的态势,由1978年的183%上升到1987年的233%,转而下降至2012年的12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目前虽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但人口出生率却已达到历史上发达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时的水平,并开始面临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与年轻劳动力短缺问题[1]。长期的低出生水平无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还是社会养老负担而言均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那么,为什么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始终保持较低水平?生育水平和人口结构作为出生率的主要构成因素在其下降的过程中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未来的人口出生规模又会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将有助于进一步认清中国人口的发展形势。人口出生率取决于新生儿数量与人口总量之比,具体是由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占总人口比重以及生育模式共同决定。近年来,中国极低的生育水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1990—2010年这20年间出生率由21%降至12%,总和生育率由204降至118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饥荒以及始于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口结构的扭曲,不规则的人口金字塔使得不同时期育龄妇女比重变化差异更加明显。另外,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同年代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也不尽相同。当一个社会中育龄妇女比重较高时,在一定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下,人口出生率仍会增加;当生育水平与育龄妇女比重保持不变,生育模式的分布形式则决定了出生率的变化。因此,除了备受关注的生育水平会对人口出生率发挥显著作用外,育龄妇女比重与生育模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人口预测技术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但传统的分要素预测模型仍是实际人口预测工作中的常用方法之一,其能否对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关键在于对各参数的预测是否合理。在人口出生规模的计算公式中,总和生育率由于简单方便而常被用来替代终身生育率来表达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是指假设一个育龄妇女队列按照某一时期(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一生可生育子女的个数。然而,在非稳定人口状态下它无法代表任一真实人口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并且它的变化波动性强,对时期事件的冲击反应敏感,不利于用来进行长期预测。实际上,真实人口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具有非常平滑的变化趋势,而且无论是过去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近期放开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均是以终身生育率作为政策的调整目标,从理论上讲,终身生育率应该是用以预测未来长期人口变化的重要参数,然而要想获得一个完整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却需要积累数十年的数据,这为实际的预测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笔者在另一个研究中尝试利用同样稳定变化的初育年龄作为先验变量对终身生育率进行拟合,结果得到了统计学上的强力支持[2]#p#分页标题#e#。由于初育年龄的“终止”时间一般早于整个生育期的结束时间,利用这一方法能够估计部分未知的终身生育率,缩短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依据真实人口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以及生育模式,并结合人口年龄结构,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初始数据,预测生育政策放宽背景下中国2011—2050年的人口出生规模。一级标题二、人口出生率及其构成参数的变化情况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1988年全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表》、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关于人口抽样调查与普查数据的质量问题一直是人口学界探讨的一个焦点,很多研究认为存在严重的出生数量漏报现象[3-4],而郭志刚利用六普数据反推证明1990—2010年间的人口估计与预测普遍高估了出生数量[5]。由于本文探讨的重点在于将终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进行对比探究前者是否能够较准确地估计过去时期人口出生水平,从而用来对未来进行长期预测,故不讨论数据质量问题,研究结论建立在接受数据统计误差的基础之上。二级标题1.人口出生水平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人口出生率经历了短暂的波动上升后便进入持续下降的阶段,尤其是近10年始终保持在12%左右的低出生水平。出生率的下降源于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中国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减少生育为目的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当时政策是以“晚、稀、少”为基本方针控制多胎生育,仅仅在70年代的这十年间,总和生育率就由579降至275。然而,进入80年代后,中国面临的是60年代所占比重更大的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逐渐进入生育期的现实,迫于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计划生育政策转向更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过于庞大的育龄妇女规模使得人口出生率在1978—1988年期间仍保持上升状态。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从1988年开始中国人口出生率便没再停止过下降。若以2000年为截点,可以看出,在前12年出生率的下降速度显然要快于后12年(如图1所示)。1988—2000年人口出生率从224%下降到14%,年均下降速度为007%,2000—2012年人口出生率从14%下降到12%,年均下降速度不足002%。前后两段时间的变化速度差异,一方面与初始值的大小相关,另一方面总和生育率在这期间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由1988年的228下 二级标题2.育龄妇女比重人口出生率取决于年龄别生育率与各年龄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重的乘积,前者可以进一步由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表示,具体公式如下:Bt=∑49i=15 fi,t*xi,tMt=∑49i=15fi,t*si,t=TFRt*∑49i=15hi,t*si,t(1)其中,Bt、Mt、TFRt分别表示t时期的人口出生率、人口总量、总和生育率,fi,t、hi,t、xi,t、si,t则为t时期i岁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该年龄上的标准化生育率(生育模式)、育齡妇女人数以及占总人口比重。中国不规则的人口年龄结构必然会导致不同时期育龄妇女比重之间产生明显的差异,从而影响人口出生水平在各时期的表现。图2中从左至右依次为根据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可以看出三者的形状差异较大,体现为人口结构中青少年比重逐步降低,老龄人口比重逐渐上升。1990年0—14岁女性人口比重为123%,2000年为102%,2010年仅为71%;相对应的,50岁以上女性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85%增加到2010年的131%,增幅达50%以上。我们所关注的15—49岁育龄妇女的变化程度却并不如上述两个年龄段显著,1990年、2000年、2010年的育龄妇女人数分别为180189万人、349701万人、37978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依次为271%、281%和285%,20年间呈小幅上升的趋势。除男性与女性人口总体的年龄结构外,二者之间的构成比例也是影响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2012年按全部人口统计的男女性别比一直保持在104—106,符合发展中国家107±2的水平。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生儿性别比要远高于这一水平,1990—2010年,0岁人口男女性别比由112上升至118;0—14岁人口性别比由108上升至118。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实行下,家庭对生育男孩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性别比例的失衡,当这些年轻人口进入生育期时则有可能会导致未来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重下降。3.生育水平计划生育政策促使中国在短短的30年内就完成了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时间完成的人口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已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近年来极低的生育水平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仅为118,这远远低于政府部门在宣传和人口规划中使用的18的总和生育率口径。围绕总和生育率为什么如此之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调查数据质量的质疑以及对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的争议。虽然总和生育率常被用来表示生育水平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但从它的含义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的是育龄妇女一生的生育情况,建立在“假设育龄妇女队列”这样一个限定条件之上,在非稳定人口状态下并不代表任一真实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长久以来人口学家始终致力于对这一指标的改进与完善,使之能够更加接近真实生育水平,如邦戛茨(Bongaarts)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模型[6]、马瀛通提出的递进总和生育率模型等[7],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模型的进一步探索。然而至今却仍没有一个定论可以确定哪一个方法更适合修正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不同年代人口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之间差异较大,另外,由于总和生育率是一个时期性质的指标,波动性强,因此其更适用于对当期人口生育水平的描述,以及短期内的人口预测,而难以实现稳定的长期人口预测。相对应的,终身生育率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育龄妇女终身生育数量的衡量,但需要跟踪同一队列在不同时期的生育情况,得到一个完整的终身生育率至少要求积累35年(15—49岁)的数据,也就是说根据最新的时期年龄别生育率数据仅能够测算出35年之前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这使得用它来预测未来缺乏时效性。#p#分页标题#e#图3显示了总和生育率以及终身生育率的变化趋势。横坐标是日历年度,比较简单;而纵坐标则需要解释。总和生育率是横坐标指示年度各生育年龄组妇女实际生育率的加总,而终身生育率则是横坐标指示年度进入生育期的妇女整个生育期各年度生育率的加总。因此,根据1950—2012年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我们能够计算得到1950—2012年63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TFR),同时可以得到1950—1979年30个根据1950—2012年年龄别生育率数据仅能够得到29个完整的终身生育率,由图3可见1977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有所回升,为说明这一变化是数据的异常情况还是新的变化趋势,本文又补充了1979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其中缺失的49岁生育率数据由前5个队列的平均值进行补充,由于该年龄段的生育率非常低,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进入生育期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CFR)。总和生育率易受时期因素的影响而有几次非常明显的波动,第一次大幅度下降出现在1959—1961年,主要是由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出生人口急剧减少,灾害过后生育率的迅速上升可以理解为对前期生育抑制的补偿;第二次下降是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对人口增长进行了控制。从90年代初至今,总和生育率几乎保持在15以下的低水平。不同于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表现出了非常平稳的下降趋势,说明短期的外部环境造成的干扰会在长达35年的生育期内得以平滑。从图3中CFR的变化趋势可见,70年代末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相对于30年前的队列,终身生育率由530降至191,平均减少了三个孩次的生育。也正是从70年代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开始,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时代(终身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1)。 4.生育模式生育模式是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年龄别生育率,其与横轴所围面积为1,可分为时期和队列两个角度。前者可通过时期各年龄生育率除以总和生育率得到,后者则是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之比。对公式(1)进一步演化可得:Bt=TFRt*∑49i=15hi,t*si,t=∑49i=15CFRi*Hi*si,t(2)式(2)中hi,t表示時期生育模式,Hi表示队列生育模式。同总和生育率一样,时期生育模式也因易受时期因素的影响而较队列生育模式的变化更不稳定。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同时代出生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生育模式显然也并不一致,但仍有一定规律可循。生育模式可由峰值生育年龄、平均生育年龄、生育年龄的标准差决定。通过图4可以看出,1950—1979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生育率分布由分散逐渐集中,峰值生育率从0069上升到0147。峰值生育年龄的变化整体上呈向年轻化略微偏移;平均生育年龄由282岁下降到253岁,这主要是由多胎次生育的减少所引起。一级标题三、终身生育率的估计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成因分析通过前面的描述可知,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人口出生率进入持续下降阶段,并且以2000年为截点,前后十几年的下降速度差异较大。本文重点选取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对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为什么始终保持较低水平进行解释,并且探讨生育水平、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变化对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所起的作用。二级标题1.终身生育率的估计公式(2)显示了时期总和生育率实际上是由队列终身生育率与生育模式共同决定,因而单纯依靠总和生育率无法体现育龄妇女真实生育水平变化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若将终身生育率引入分析中,则首先需要预测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至今仍未完全结束生育期的31个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根据笔者在另一个研究中尝试利用育龄妇女队列的平均初育年龄预测终身生育率的方法[2], 截止到2012年的最新数据,可以得到1980—1991年进入生育期的12个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预测值;而1992—2010年的18个育龄妇女队列仍未完成35岁生育,会存在用于计算初育年龄的一胎年龄别生育率数据的缺失,对此我们采用前五个队列在同一年龄上的移动平均值进行补充。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队列的生育模式数据也并不完整,按照同样的思路,我们对缺失值用前五个队列的移动平均值进行替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初育年龄的预测只需要35岁之前的一胎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即使是数据缺失最严重的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也只是缺少18—35岁这18个数据,而生育模式则需要算到49岁,缺失数据最多达到32个,若只是简单地用平均值替代则会造成较大的偏差。通过观察以往队列生育模式与峰值生育年龄、平均生育年龄之间的变化规律,推测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队列的生育模式可能会由集中向分散化发展。据此本文在移动平均值的基础上通过扩大不同倍数的形式对生育模式进行估计,在图4中,以1990年、2000年、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队列为代表展示了生育模式的估计结果。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队列的初育年龄(MAC1)与终身生育率(CFR′)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两者分别呈现继续上升与下降的状态。从图3中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进入生育期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与时期总和生育率几乎处于同一水平上,意味着当期15岁的育龄妇女会按照该时期的生育水平完成未来的生育。这种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相当低的程度,如果未来的环境不发生改变,15岁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也并不会与其产生较大偏差。但是同一时期内不同年龄的所有育龄妇女的平均终身生育水平要高于当期总和生育率,根据本文的估计结果,经过各年龄育龄妇女占育龄妇女总体比重加权平均后的1990、2000和2010年的实际生育水平分别为229、186和159(见表1),而对应的总和生育率依次是204、122和118。#p#分页标题#e#尽管预测终身生育率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将其应用于时期人口出生规模或水平的预测,看上去似乎绕了很大一个圈子最后又回到了依靠总和生育率就能够完成的工作,但这样计算仍有其特殊的意义:第一,能够反映出各年龄育龄妇女队列的真实生育水平,且可以估算当期人口结构作用下的实际生育水平。第二,终身生育率可以凭借其平稳的变动趋势进行长期人口预测。第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目标始终是试图降低或提高终身生育率,那么利用终身生育率可以对政策调整的人口后果进行合理的预测。既然如此,其对人口预测的稳定性能否经得起过去经验数据的验证?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三次人口普查年份各自的对比结果可知,由各时期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和利用预测的各年龄育龄妇女队列的总和生育率以及生育模式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的差异很小,也就是说,利用终身生育率的预测值基本能够以较小的误差计算出时期人口出生水平,增强了对未来预测的可信性。二级标题2.各参数变动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1990—201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期间,无论是以总和生育率还是以终身生育率衡量的时期生育水平都表现出了迅速下降的趋势,而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重则由271%上升到285%。整体而言,生育水平的变化对出生率的下降起到了正面促进作用,相反育龄妇女比重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生率的下降。然而,生育率在各年龄上的分布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如生育旺盛期的生育率要远高于生育初期和末期。那么,生育水平和育龄妇女比重对出生率的影响自然也会因生育模式而在各年龄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年龄组比较影响出生率的各参数的变动情况,试图对1990—201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及近十年来为什么保持很低的出生水平做出解释。 表2显示了以五岁为间隔的各年龄组的时期生育率、相应队列终身生育率、生育模式(队列生育模式上各年龄的标准化生育率)以及育龄妇女比重在三次人口普查年份之间的绝对水平变动情况。1990—2010年,各年龄组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均呈下降趋势,并且年龄越高下降的幅度越大,最高的45—49岁年龄组内平均每一个队列大约减少2—3个孩子的生育。生育模式的变化表现为15—29岁较年轻年龄组的生育率下降而30—49岁年龄较大的年龄组的生育率上升。根据公式(1)可知,各年龄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与相应的生育模式的乘积等同于时期年龄别生育率,因而表2中fi的变化也体现了终身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年龄较大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下降幅度非常大,但经过生育模式的调整,时期年龄别生育率的变化并非如此,Δfi在35—49岁的三个年龄组中均为正。Δfi在各年龄组之间的差异说明了2010年总和生育率较1990年的降低主要是由35岁之前年轻育龄妇女生育率大幅度减少引起的。虽然从1990年到2010年15—49岁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重增加了14%,但分年龄段来看,15—29岁的育龄妇女比重共减少了3%。综上所述,1990—2010年中国人口出生水平的下降是由30岁之前年轻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三者共同下降所致,即使30岁之后的si上升幅度较大,但对应的fi的上升幅度相比于年轻组的下降幅度非常小,从而造成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迅速降至2010年12%的低出生水平。若以2000年为截点,中国人口出生率在前十年时下降的速度明显快于后十年时(见图1)。1990—2000年各年龄组的生育率均在减少,而2000—2010年生育率减少的幅度有所下降,并且30岁以上的生育率开始上升。育龄妇女比重的变化在前十年体现为15—19岁和20—24岁年龄组下降,后十年则出现了15—19岁、25—29岁以及30—34岁年龄组下降而20—24岁及其余年龄组上升的情况。不难看出,生育率下降速度的减缓甚至上升是导致人口出生率前后十年变化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但仍不可忽视育龄妇女比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对于生育旺盛期的20—29岁年龄组而言,1990—2000年该年龄组的育龄妇女比重下降了16%,而2000—2010年上升了01%,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口出生率在前十年的下降速度快于后十年。一级标题四、预测基于终身生育率稳定的变化趋势有利于进行长期人口预测,而且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预测值也能够以较小的误差对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出生水平进行估计,本文将继续利用终身生育率这个指标预测未来中国人口出生规模。中国于2013年11月15日正式公布“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实行“普遍二孩”政策。虽然该两项政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口出生规模仍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已有研究对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人口后果进行了预测[8-10]。突然性的政策调整很有可能促使时期生育率在短期内明显回升,然而政策调整的目标实际上是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通过观察已退出生育期的几十个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变化情况可知,即便是在严格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这几十个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仍依次呈现平稳的下降趋势。那么,有理由推断“普遍二孩”政策也将促使未来终身生育率平缓上升至既定政策目标。参照应用总和生育率预测人口的常用方法,本文将以未来中国在何时能够达到政策目标为原则,设定高、中、低三种不同生育水平方案模拟未来人口出生规模的变化。高终身生育水平方案:203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终身生育率达到2;中等终身生育水平方案:204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终身生育率达到2;低终身生育水平方案:205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终身生育率达到2。#p#分页标题#e#对于政策调整时点已进入生育期和未进入生育期的不同育龄妇女队列而言,终身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先前预测的1980—2010年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均是到目前为止已进入生育期的,并且是在既定生育政策下的预测,随着“普遍二孩”政策的实行,这些队列中越年轻的育龄妇女受政策影响越大,如1980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将在其48—49岁,而2010年队列在其18—49岁经历生育政策环境的改变,所以以这些队列不受政策影响时的终身生育率为基础预测未来时期人口出生规模有可能会低估实际水平。然而考虑到在政策鼓励生育的同时,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在不断降低,终身生育率很有可能在1979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之后仍保持一段时间的下降趋势,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最终预测结果偏低的问题。假定从2010年之后未进入生育期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断回升,假定她们仍保持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队列的生育模式。另外,推算未来育龄妇女人数需要考虑各年龄女性人口死亡情况,由于近年来死亡率能够较稳定地保持低水平,從而我们以2010年年龄别死亡率数据代替未来各期的人口死亡水平。假定从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开始,终身生育率以指数形式分别达到三种预测方案设定的目标。初始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为1245,高、中、低终身生育率方案的年均增长率依次为24%、16%和12%,由此推测的2011—2050年进入生育期的各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如表3第二至四列所示。结合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人数的变化趋势,最终预测出2011—2050年历年的人口出生规模。由于最新的人口调查数据更新至2012年,可以根据统计年鉴推算的2011和2012年总人口规模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计算出这两个年份的育龄妇女人数,再根据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得到2011年和2012年的出生人口总数分别为11393037人和13764177人。将本文的预测结果与其进行比较,2011年前者比后者高出026%,2012年高出039%,这一结果再次证明了本文估计的终身生育率以及生育模式能够以较小误差预测时期人口出生水平。 (中)图题图52011—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高、中、低三种方案预测的人口出生规模结果表明,若生育政策的放宽促使终身生育率经历20、30、40个队列后恢复到2的水平,那么到2030年、2040年和2050年人口出生总数约达到1067万人、1009万人和873万人。无论哪一种方案预测的未来人口出生规模都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缩小(见图5),但停止缩小并转为扩大的时间明显有别。在高生育水平方案下,人口出生总数将在2029年开始增長,中等方案为2034年,而低生育水平方案在预测的40年间并未出现出生规模扩大的迹象。可见,在终身生育率不断回升的情况下,人口出生数量仍未能显著增加,甚至持续下降,其主要推动力应是不断缩小的育龄妇女规模。随着过去逐渐减少的出生人口开始慢慢进入生育期,未来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会进一步造成人口出生数量的下降。尽管如前所述,本文的预测结果有可能低估“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影响,但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参照,若生育政策难以有效刺激育龄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尽快地上升至高于本文的预测结果,那么恐怕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都难以在长期内保持出生数量的回升。一级标题五、结论本文利用初育年龄估计得到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并结合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对1990—2010年期间中国人口出生水平的变化做出了解释。研究结果表明,近二十年来出生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30岁之前的年轻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以及占总人口比重三者共同大幅度下降所致。对于1990、2000以及2010年三个人口普查年份,当期人口结构蕴含的真实终身生育水平要高于总和生育率所表达的水平,并且利用终身生育率预测值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能够以较小的误差接近真实值,将其用于未来的人口出生规模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考虑到中国开始实行“普遍二孩”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最后模拟了高、中、低三种生育水平方案下2011—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结果显示,即使在高生育水平方案下,未来人口出生规模也仅能在短暂的时间内保持上升,随后便会由于生命周期的循环而再次下降。因此,为刺激未来人口出生水平的回升,生育政策的调整应注意过去长期低生育水平积累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对既定政策目标实现的阻碍作用,尽快促进所占比重较低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内容[1]赖平耀,钟甫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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